王先生在深圳生活。曾在一家商务差旅平台工作的他，今年年初被裁员。王先生告诉美国之音，一切就像高速行驶的列车，突然来了一个急刹，站着的摔倒了，坐着的也是差点扑倒在地上，都懵了。
被失业击打到晕头转向的不是少数。多位受访者表示，中国经济踩刹车之猛，失速时间之长，个人受煎熬、家庭被冲击，他们始料未及。
从草根阶层，到蓝领、白领甚至是金领，都成为中国经济衰退的受害者，失业、减薪导致的突发事件、极端事件也正快速增加。分析人士认为，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看上去也拿不出有效办法，而压力分分钟会传导到社会层面，中共维稳将遭遇更大挑战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将面临更多隐患和危机。
致命的中产返贫三件套
40岁出头的王先生目前失业在家，在深圳居住的他告诉美国之音，荣光仿若昨日，变化来得太快：“出差商旅软件这一块，我们公司无论是研发还是销售，在中国都是排名前列的，也是中国民企500强。但现在很多企业没钱了，我们的销售也是一落千丈，裁员最后终于落到了我们这一批老员工身上。”
他表示人到中年，孩子都快养不起了：“因为原来收入挺高的，所以我把两个孩子送到泰国的国际学校读书，孩子的妈妈负责陪读。那边的生活费便宜，学费大概是国内同等私立学校的一半。但现在没工作，怎么看都觉得学费不便宜。考虑要不要把孩子接回国内读书，但孩子很喜欢很适应泰国的生活，所以现在很纠结。”
王先生谈到，7月初中金女员工降薪后跳楼的消息，让他触动很大，感觉同病相怜，“当然跳楼也不至于，我没上1000多万人民币的杠杆去买豪宅，而且之前有些储蓄和投资，所以先缓一缓”。焦虑之下，他用两个办法解忧，“一是喝点小酒，二是和前女友聊天寻找慰藉”。
庆幸未上杠杆，也是广州刘先生的感慨。过去两年，做IT工作的他先后被两家大公司裁员，眼下第二个孩子刚满两岁，妻子又被确诊为乳腺癌早期，生活灰暗了下来：“第一次被裁员时，因为工作年限挺长，我得到了还算不错的遣散费。后来到一个大公司，结果又被裁了，当时觉得自己运气挺差的。好在我们没有太多负债，房子买在广州郊区，小三房，200多万。”
中产困窘，目前来看已远非个案。根据香港媒体对23家中国顶尖公司年度报告的分析，14家公司在2023年裁员。比较突出的是保利地产，在过去一年中裁员16.3%，即1.1万人；总部位于上海的房地产公司绿地控股的员工数量也减少14.5%，近6万人；阿里巴巴在2023财年裁员12.8%，大约两万个工作岗位。
2024年，情况仍在持续恶化之中。腾讯员工数量2023年下降了2.8%，大概是3000人，2024年第一季度，该公司又裁员630人。此外，字节跳动、京东、快手、滴滴出行、哔哩哔哩和微博都启动了裁员计划。
长期分析、研判中国就业形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陈颖萱女士，在接受美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6月城镇失业率，相较于去年同期下降0.2%，但中国网民对这些数据似乎不买帐。
她介绍，以往关于中国失业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应届毕业生与工薪阶层，但近期可以发现中产阶层或高阶经理人也面临到减薪或裁员，如基金、券商与银行都传出员工降薪以“降本增效”，甚至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将于8月开始降薪。
“中产返贫三件套——房贷过千万、配偶不上班、二娃上国际，成为近期热门讨论话题，茅台价格跌落、钟薛高跌落神坛，也都印证了中产阶级的消费力不再，”陈颖萱说。
“党媒姓党，为党减薪”
过往收入相对稳定的职场“铁饭碗”人士，在2024年也感受到手里的饭碗开始锈蚀了。
在广东工作的一位党媒从业者罗女士告诉美国之音，媒体行业减声一片：
“从省委机关报，到下面的地级市党委机关报，一般来说都是旱涝保收的，现在也在减薪。一些报业集团下面的子报子刊就更惨了，不管是有编制的还是没编制的，到手的钱少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比比皆是。”
尽管多有不满，但她介绍，媒体人没有太多选择：
“钱少拿了，会可没少开，思想政治学习更多了，领导怕出乱子。但党媒姓党，原来该拿的也拿了，现在少了也没办法。我这种有编制的都想着早退休，没编制的年轻人要么苦熬、要么另找出路。现在企业都不好做，企业给记者的车马费、公关费都很少了。”
多位媒体人告诉美国之音，他们对现状颇为不满，中共管得太宽、太严，单位领导自我阉割严重，他们在重重压力下工作，薪水本来就不高结果现在还在减。有媒体人特别表示，中国共产党自认为擅长抓宣传，那就索性一管到底，把所有媒体人的工资管起来、涨起来。
盼退休的还有银行职工。在广州一国有商业银行工作的张女士介绍，2024年降薪普遍：
“建行、农行这样的国有行，或者股份制银行，现在薪水都在减少，不少地方的城市商业银行就更别说了。去年其实也在降，今年估计只会更多，具体的降幅要到年底再看看，因为要看全年的业绩，我估计少二三成是有的。”
她告诉美国之音：“降薪是不会有具体的文件甚至是文字通知的，至少我这个级别的看不到文件。说降就降，说降多少就降多少。我们这种50岁出头的老职工，谈不上有什么竞争力了，就是熬，熬到退休。”
张女士的煎熬真实而迫切。中国金融行业的大多数领先企业为国有性质，为了应对经济不景，银行、券商和基金公司主要是减薪、减福利，而非大规模裁员。根据媒体报道，与去年同期相比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2024 年第一季度将其员工相关成本削减了43.4%，基本工资减幅最多达到25%。与此同时，中信证券、中信建投、国泰君安等其他头部券商的人力成本均有所下降。
公务员也是夹着尾巴过着日子。中共高层要求中央部委和各地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，不少地方公务员降薪的消息时不时被媒体聚焦。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汇总的信息，截至2024年7月，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都发布了党政机关“过紧日子”的规定，重点包括缩减预算、减少三公支出等，其中整顿公款旅游、违规配车用车等措施，事实上是挤掉了不少隐性福利。
极端事件频发 隐患之后是危机
中国的失业和减薪潮正导致越来越多的极端事件。最近的两例是6月份发生的美国人在吉林遇刺、日本人在苏州遇刺。根据中国官方披露的有限信息，犯罪嫌疑人都是失业人士。
特别是在苏州案件中，犯罪嫌疑人是53岁的“近期从外地来苏州无业人员”，这一信息显示即便是在经济富庶的地方，想要短时间找到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。苏州案中见义勇为的胡友平女士，近几年工作也不稳定，曾短时间做微商、后来当清洁工，其离世前是第三方劳务公司派遣至校车公司的劳务合同工，每月薪水大约在3500元人民币左右。
谈及这两起极端案件，陈颖萱女士表示：“近期无差别行凶的凶手大多是50几岁的中年男性，但详细背景在官方刻意掩盖下难有进一步的讯息，很难直接下定论是失业造成的极端行为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在紧绷的氛围下，中国社会像是压力锅，随时有可能爆炸，未来的极端事件也将层出不穷。”
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长期关注中国工人的生存状态。根据这家组织收录的数据，2024年1-7月，中国工人展开了1196次集体行动，以抗议降薪、欠薪、无预警裁员和补偿不公，这一数字较2023年同期增加了52%，同比新冠疫控三年的数据更是成倍提升。
该机构官网强调“所记录的事件大概只涵盖了所有工人集体行动的5%至10%”，这意味着2024年1-7月中国工人的维权行动达到了11960-23920次。1-7月的集体行动覆盖了除西藏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，其中广东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辽宁、浙江的情况非常突出。
亚洲公共文化协会秘书长王维克告诉美国之音：“失业率高肯定会导致社会不稳定，结合台湾的经验看，也是一样的。尤其中国大陆人口数量大、失业率高，极端事件的频繁发生很难避免。不管是蓝领，还是白领、甚至金领，经济上的损失现在都很大。经济越差，突发事件越多，共产党就会用高压态势打压。这是恶性循环，人民会更痛苦，而维稳成本也会更高。”
陈颖萱女士表示:“减薪和失业一直都是中共维稳中的重大问题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大多数人所面临的减薪与失业问题并没有将他们逼到墙角，所以多半民众仍维持在网上抱怨或是选择接受，这些对经济与政府的不满并没有被诉诸于集体行动。虽然抗议事件有所增加，但仍是相对地域性的零星个案，并没有大规模串连的事件，也容易被地方政府弥平。因此对中共执政合法性和习近平的第三任期来说，更多是隐患而不是马上会爆发的危机。”
三中全会办法不多
围绕失业、降薪所导致的社会局势紧张，中国官方看上去没有好的办法短时间解决。
7月19日上午，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，对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主旨进行介绍和解读。中共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、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提到就业时表示，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，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，健全灵活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。他并没有公布具体的改革或做法有哪些。
7月18日，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，仅一次提到就业，表示“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，完善就业优先政策”。
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接受新加坡媒体采访时指出，三中全会如果不在改革深层次上下功夫，可能难以扭转经济发展局势，这毕竟涉及到国家发展方向，以及与世界市场融合的模式。
“企业仍要有艰难经营的思想准备，居民仍要有过苦日子的思想准备，”他说。
陈颖萱女士认为，中国的经济问题源于房市疲软、消费不振、政府债务高涨、外资撤离与贸易壁垒等原因，若不解决这些根本性因素，单一的挽救失业的做法只是杯水车薪。
她告诉美国之音：“中共花很大的力气在挽救房市，包含下调住房利率、以购代建等措施。不过，调降利率也意味着会侵蚀银行获利，会否造成金融体系的失业率、降薪情况更为严重，值得后续关注。”
她介绍，除了持续挽救房地产市场与释出各项振兴措施外，近期中国发改委也加大力度对外资企业释出善意，前往上海及陕西等地进行交流座谈，显示这可能是中共要解决就业问题的突破口。此外，虽然中国失业率仍高，但实际上蓝领工作大缺工，因此，未来中国政府应该会持续并加大力道对中小微企业的补贴，并透过舆论宣传蓝领工作，以吸纳白领就业市场过多的劳动力。
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于海呼吁，中国政府应对社会状况保持敏感，实施稳定企业就业的政策，并停止任何可能损害私营部门信心的政策，“不断下降的就业和收入预期，正在引发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，政府需要认识到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，而是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趋势”。
